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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采▎专访 | 方晓风:再论装饰
来源:重庆工业设计协会      发布时间:2021-03-15
  · 编者按 · 

 

 

装饰承载着文化观念的表达,体现了物的文化属性,理清并思辨变换的形式语言背后不断演进的文化逻辑,才能建立起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有效表达时代的审美价值和道德观念。


 

张光宇、张仃、雷圭元等中央工艺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先驱们曾选择以“装饰”为刊名,在寄托了美化人民生活的美好愿望外,更深刻体现了对“装饰”——这一广泛而渊深传统文化特征的共识。第一期《装饰》封面由张仃设计,四面旗帜上的“衣、食、住、行”的图形,成为学院办学方向的高度概括,是学院创作、设计学术方向的象征。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装饰”不仅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和文化性,更彰显着独特的时代性。方晓风教授《再论装饰》一文,在当下新的现实语境中追本溯源,回到装饰念本身,在新时代,运用新视角,探索新路径。

 


 

 

内容摘要

 

自人类开始设计活动以来,装饰都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但现代主义对装饰的污名化一直以来影响着我们对装饰的认知和理解。当下设计发展的现实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装饰的价值,以期为设计研究找到一条新的路径,并从新的视角探索形式背后的逻辑。本文通过对装饰概念的辨析以及对装饰之用的探讨,从更深的层面思考形式语言在观念传递和文化表达中的规律。对装饰的反思既是对设计伦理的重新思考,也是对设计方法的重新梳理,这对于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装饰的概念,一直是美术家与设计师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设计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内容。装饰不论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或艺术的一个门类,还是艺术实践中的一种技巧或手法,从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来看,在人类艺术史上都曾写下了辉煌的篇章。[1]
 
现代主义产生以来,“装饰”很大程度上被污名化了。装饰被认为是一种附加的、多余的、无用的东西,特别是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1870—1933)提出的“装饰即罪恶”似乎彻底否定了装饰的意义,成为现代主义设计师大力宣扬的口号,柯布西耶把路斯看成“一个纯粹主义者”(Purist),对路斯的“装饰即罪恶”的理论大肆宣传。[2]
 
现代主义设计引入中国之后,对装饰的批判引起了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共鸣。“装饰即罪恶”的口号与20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设计原则不谋而合。虽然我们的原则包含了对“美观”的需求,但是“在可能条件下”这个定语造成了我们对装饰和美观的片面理解,适用和经济成了第一准则,而装饰只是一种非必要的选择,某种程度上装饰成了奢侈的代名词。
 
直至当下,我们对装饰的讨论从未停止,但对装饰的概念和价值的认识尚未理清,在设计实践中,对如何理解装饰、是否需要装饰、怎样运用装饰缺少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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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装饰

《辞源》对“装饰”的解释是:“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加以文采也。”指的是对器物表面添加纹饰、色彩以达到美化的目的。英文中的“装饰”用词较多,如decorate,ornament,embellish,adorn,finish等。[3]尽管每个词语的意思存在微妙的差异,但在字面意思上,“装饰”的目的都指向了“美感”(beautiful)“趣味性”(interesting)和“吸引力”(attractive),“装饰”的手段多强调“添加”(add)。
 
以上对装饰的定义都是基于字面意义的解释,如果结合现实语境,发现对装饰下定义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正面描述和界定不容易,我们不妨从反面来思考:世界上有没有完全没有装饰的事物?如果有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以筷子为例,我们很容易找到一双“没有装饰”的筷子,也即两根截面为方形或圆形的细长棍状物。但是即使是如此简单的筷子,仍然在形式选择上存在着丰富的可能性,筷子的长度、截面的形状、端部的处理以及材料质感,最终都会呈现出一定的“装饰”特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用“没有装饰”来描述这样的筷子,也可能会用“简单的装饰”来描述,在这里“装饰”等同于“形式感”。(图1)

1. 日本筷子的常见类型, 筷子的造型与装饰由饮食类型和适用场合决定
实际上,从赋予事物以美观性的角度讲,形式感就是装饰。但从语言习惯来看,我们把“装饰”看作一种更为传统和古典的形式。德语中表示装饰的词常用的有ornament(与英语相同)和dekoration(等于英语的decoration)。路斯认为ornament是一种寄生的、后加的装饰,它会使结构逻辑变得混乱,而dekoration是加强结构逻辑的。实际上,路斯批判的装饰一直是针对ornament(表面装饰)的,对decoration(结构装饰)是支持的。[4]
现代主义之前的装饰

纵观整个设计史,装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看,装饰的变化也对应着流派和风格的迭代和更替。古典主义的装饰语言发展到了巴洛克、洛可可时期,越来越走向繁缛,维多利亚风格将这种繁缛和矫饰推向了极致,表达了一种奢靡的宫廷审美情趣,传递出对物质占有和财富炫耀的价值取向。工艺美术运动排斥维多利亚风格繁复的装饰,寻求一种不矫饰的设计和忠实自然的装饰语言。威廉·莫里斯为自己建造的红屋,其室内摒弃了大面积的木饰面,墙面使用壁纸作为装饰手段,尽管提取的是自然植物纹样,但不再是主题式的表现,图案的组织退为背景的肌理化处理,通过这样的装饰营造了明亮、整洁、质朴、疏朗、健康和明快的生活空间,倡导了一种新的审美价值观。[5](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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